专家视角 丁隆:《亚伯拉罕协议》拉开“新中东”帷幕(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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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5日,在美国撮合下,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在白宫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这份名为《亚伯拉罕协议》的文件,不仅使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化敌为友,而且就其名称而言,看得出命名者的一番宏愿。亚伯拉罕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视为共同祖先,以此命名为这份政治协议赋予神圣色彩,有了文明交融、宗教对话的深刻意涵。然而,这份以和平之名签署的协议,绕开了中东和平的根本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在巴勒斯坦人尚未实现建国梦想情况下,海湾国家便与以色列建交,破坏了阿拉伯国家对于阿以冲突的一贯立场。尽管特朗普认为“新中东的黎明”已经到来,但有人认为阿拉伯世界进入“礼崩乐坏” 的时代,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剧变将给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升温已持续数年,双方建交谈判也已完成,但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公布此重大消息,显然是出于选举需要。以往美国总统一般在第二任期才会发力推动中东和平,这主要是考虑到中东和平任务艰巨,失败可能远大于成功。但特朗普政府却颠覆了这个外交传统,在第一任期就把中东外交作为重点,选择绕开巴勒斯坦问题,推出“中东和平新计划”,促成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从眼下看,特朗普在选举冲刺阶段宣布此事,旨在通过其轰动效应彰显外交成就,提振人气,特别是巩固犹太人和基督教福音派选举基本盘。因此,特朗普政府举办密集外交活动,大肆炒作此事。从长远看,美国企图通过此举重塑中东秩序,巩固中东盟友关系,组建反伊朗联盟,从而使其在中东战略收缩的情况下,通过离岸平衡方式,继续维持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影响力。

美国等当事方将关系正常化的意义拔高到促进中东和平,但这显然有悖事实。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建交,与埃及、约旦与以色列建交性质不同,并未发挥缔造和平的作用。由于其绕开巴勒斯坦问题这一中东和平的核心问题,其积极影响只局限于双边层面,与国际共识中的中东和平进程内涵不同,还将对巴勒斯坦建国事业带来不利影响。首先,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相距2000多公里,双方在历史上未曾交战、没有领土纠纷。除去巴勒斯坦问题,彼此并无恩怨。

因此,关系正常化与构建中东和平无关。在地区层面上,美国拼凑的新政治军事联盟针对伊朗、土耳其等第三方,将导致地区格局阵营化,加剧地区大国之间的对峙,升高地区紧张局势。其次,除巴勒斯坦外,阿联酋、巴林未遭到阿拉伯国家官方谴责,这反映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氛围,与埃以关系正常化时已不可同日而语,阿联酋和巴林不会付出埃及那样的惨重代价。第三,阿联酋和巴林几乎没有为关系正常化设定条件,也未因此得到“奖励”。而埃及、约旦和以色列因关系正常化,得到美国巨额援助。这反过来说明,关系正常化是你情我愿的双边行为,美国在其中发挥的斡旋作用,难以与埃以和约以关系正常化相比。最后,埃以、约以建交主要目标是止战,双方并未谋求发展经贸合作与人员交流,而阿联酋与以色列着眼于建交后经贸、金融、科技和情报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阿联酋、巴林等海湾国家与以色列的直接接触已有近10年,双方通过国际会议、体育赛事、秘密或公开访问逐步深化关系,在情报、科技和军事领域开展合作。“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是海湾国家改善与以色列关系的大背景。伊朗、土耳其和政治在中东崛起,促使双方越走越近。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加紧撮合双方走近,并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作为“中东和平新计划”的重要内容。2019年6月,美国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中东经济研讨会上,公布了“中东和平新计划”的经济部分。2020年初,美国又公布了该计划的政治部分,阿联酋、巴林和阿曼等三国驻美大使应邀出席在白宫举行的发布仪式,预示着双方关系正常化指日可待。

阿联酋是海湾国家对以“新思维”的首倡者、与以改善关系的引领者,这始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本扎耶德的崛起。他实际执政后,阿联酋展现出宏大的雄心和抱负,争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领导力量,将“经济繁荣、强势政府、世俗主义”作为阿联酋现代化的三根支柱,力图闯出一条阿拉伯世界现代化之路。在外交上,阿联酋勇于引领风潮,挑战禁忌,通过改善对以关系,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军事和安全上,阿联酋深度卷入也门、利比亚和东地中海冲突,目标直指伊朗和土耳其,并在中东范围内遏制政治及其支持者土耳其、卡塔尔等国。

阿联酋近几年调整了对伊朗的政策,降低了对抗调门,对涉及自身安全利益的波斯湾航运安全事件保持克制,降低对伊朗实际控制的波斯湾三岛纠纷解决方式的诉求,阿联酋高官还会见了伊朗安全官员。这说明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并不是想与伊朗发生正面冲突,而是试图通过结盟壮大实力,增大安全系数和对伊朗的威慑力。巴林的考量集中于应对伊朗威胁,巴林距离伊朗仅几十公里,统治家族为逊尼派,但什叶派占其人口大多数,与以色列建交,向美国靠拢,可为其增加安全系数。在文化上,阿联酋提倡宗教对话、文明交往,主张用“温和”抵御极端主义,引领海湾国家世俗化进程。阿联酋实施宗教宽容政策,举办高端宗教对话活动。与以色列建交,便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世俗化、外交去化的结果。

促成建交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阿联酋、巴林以此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为与美国的同盟构筑新基础。“页岩油革命”后,美国不再向以往那样需要海湾石油,双方在石油方面甚至成了竞争对手。海湾国家与美国建立在“能源换安全”基础上的同盟关系面临考验。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增加了海湾国家的不安全感。特朗普上台后,海湾国家主动配合特朗普政府遏制伊朗为核心的中东政策,积极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阿联酋、沙特等海湾国家认为,相比候选人拜登,阿联酋认为特朗普连任对其更有利。因此,选择在选举冲刺阶段,为特朗普选战助力。阿联酋还致力于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谋求将美军设在土耳其的英吉利克空军基地迁至阿布扎比。

阿联酋还想成为美国和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沟通的桥梁,帮助两国在阿拉伯世界构筑更广泛的联盟。2020年2月,在阿联酋斡旋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苏丹领导人布尔汗在乌干达举行会晤。最近,阿联酋邀请美国和苏丹政府代表在阿布扎比举行会谈,主要议题是将苏丹从支恐国家名单上删除、苏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世纪协议”出台后,阿联酋一直在筹备“中东和平大会”,目的是将更多阿拉伯国家拉到美国和以色列一边,最终促成它们与以色列建交。

从经济角度讲,阿联酋着眼于发展与以色列的务实合作。阿联酋是阿拉伯世界少有的“发展型国家”,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转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为此,阿联酋确立了科创强国战略,投入巨资发展核电、航空航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最近,阿拉伯世界首座核电站—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并网发电。阿联酋成功发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充分展示了其成为中东科技和创新中心的抱负。以色列作为科技创新强国,是中东地区唯一能够在这方面向阿联酋提供帮助的国家,阿联酋欲借此成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经贸、科技合作的先行者,抢占更多的对以合作市场份额。

阿联酋、巴林此举破坏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一贯立场。首先是1967年在喀土穆阿拉伯国家峰会上确立的阿拉伯国家对以“不和解、不承认、不谈判”的“三不”原则;其次是抛弃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中东和平“两国方案”;第三是破坏了沙特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这份得到阿拉伯国家一致赞同的文件明确规定按照“土地换和平”原则建立巴勒斯坦国,是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前提条件。阿联酋对以态度的转变,是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阿拉伯世界内部力量消长,以及美国中东政策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阿拉伯世界内部看,巴勒斯坦问题早已被边缘化,不再是所谓的“首要和中心议题”。许多阿拉伯国家将其作为拓展地缘政治影响的工具。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建国已近50年,民族构建水平显著提高。年轻一代领导人上台后,更加关注本国利益,不愿被巴勒斯坦问题绑架,试图用国家民族主义,取代阿拉伯和共同事业。

随着“两国方案”不断受挫,解决巴以问题的实用主义思潮开始兴起。这种观点认为“两国方案”不切实际,不如先行关注巴勒斯坦经济和民生。部分阿拉伯国家认为,巴勒斯坦内部陷入分裂,巴领导层腐败无能,无力担当实现和平的重任。阿拉伯国家不应继续被其绑架,而应将巴勒斯坦问题交还给巴勒斯坦人。在以阿联酋为代表的阿拉伯务实派,开始接受以发展和民生为导向的新解决方案,这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计划”高度契合。

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建交是中东政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代表世界与以色列和解的大势,预计今后将有更多阿拉伯和国家与以色列建交,一个符合美国和以色列利益的“新中东”轮廓渐显。美国根据以支持以色列和遏制伊朗为线,重新整合地区盟友,一个亲美反伊朗的政治军事同盟已在中东初现端倪。通过与阿拉伯国家建交,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环境大为改观。获得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可以将巴勒斯坦问题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以色列仍需面对现实,与巴方达成持久和平,否则靠这些外围突破,并不能使其获得安全的外部环境。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建交将加剧阿拉伯世界的分裂,阿盟、海合会等阿拉伯区域合作机制将更加弱化,阿拉伯国家更容易被大国分而治之。虽然,阿联酋等国仍强调“两国方案”的有效性,但阿拉伯国家谈判地位弱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地区层面上,中东阵营化的趋势将更明显。根据对以色列和政治的态度,中东两大阵营的对峙将加剧。

作为主权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有权根据国家利益做出外交决策。然而,在巴勒斯坦未能建国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建交,将为其民意和软实力带来负面影响。大国为满足掌控中东的私欲,破坏国际公理道义,牺牲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益,加剧中东不同阵营之间的对峙,将使巴勒斯坦建国更加遥遥无期,中东之乱无穷无尽。

原标题:《专家视角 丁隆:《亚伯拉罕协议》拉开“新中东”帷幕(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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