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的发展和变化它与宗教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鼓励法学家在无经训明文的情况下创制律例,这对任何一位具有创制资格的法学家是一种义务,反对依赖他人的成果而自己不努力创制的行为。因为创制律例会使法学家的法律思想活跃,创制能力提高,法学领域拓宽。但这个时期的法学家虽然知识渊博,条件优越,但以前辈学者的法律成果为依托,法律创制意识淡薄,缺乏足够的自信心,因袭守旧某一学派的观点,有人甚至认定“创制大门”已被关闭。加之这个时期阿拔斯哈里发政权衰弱,国家四分五裂,整个国家经历由盛而衰的转变等诸多因素,法制建树不大,处于墨守成规、相对稳定时期。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法学家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深入细致地诠释与阐述前辈学者的著作,使其条理化;研究总结前辈各学派创制律例的理论原则,掌握了各个学派创始人及学者的创制方法与模式,从而发展和完善了沙斐仪在其《法源论纲》中始创的法理学体系;客观公正地分析、比较不同学派,或同一学派学者的观点,总结出这些观点的相同与不同,并说明不同的原因;通过解释律例、阐述律例生效的法律根据,使概括、抽象的条文具体化、细则化,等等。这些有益的工作使各个学派更加系统化,对法领域的拓宽、体系的完善起到了很大作用。

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对各国的军事侵略及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流行,国家在世俗化过程中大量引进和推行西方文化和法律制度,从而使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法律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作为一种宗教法律体系,其内容和形式与世俗法律的内容和形式有相同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它有其独具特色的一面。可以调整人与之间关系的宗教规范,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

法作为一种宗教法系,它的显著特点是集宗教教义、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于一体。它把对内心信念的规范和外部行为的规范融为一体,有机结合。通过念、礼、斋、课、朝五项宗教义务,深化他们的信仰,净化他们的心灵,完善他们的人格,规范他们的思想,统一他们的意识,使他们的法治观念建立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基础上,从而为法律的顺利实施及法律尊严在人们心目中的树立奠定了思想和道德基础。

与此同时,法又通过一整套有关整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规范,使宗教信仰得以外化和延伸,把其贯穿、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法具有精神价值的超越性,即相对独立性。在阶级社会里,一种法律制度往往随着政治制度的解体而被废止,而法却能跨超时代,绵延千余年在世界不同民族的中不同程度地得以实践,其常驻的青春魅力正是宗教价值超越性的一种体现。

宗教法是指适用于先知之前的历代先知使者及其民族的法律(即天启宗教,而不涉及非天启宗教)。它们与法具有共同的起源,法学家称其为“我们先前的法律”。宗教法究竟是指哪些呢?法学家们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宗教法应该是“阿丹的法律”。因为,阿丹是人类的祖先,他信奉的法就是最早的宗教法。

也有人认为应该是“努哈的法律”。因为,《古兰经》曰:“他已为你们制定正教,就是他所命令努哈的……”有人认为应该是“易卜拉欣的法律”。理由是《古兰经》指出:“·····并遵守崇正的易卜拉欣的宗教……”还有人主张应该是“穆萨的法律”或是“尔萨的法律”。因为他们距离先知年代最近。其实,无论哪种“先知们的法律”都应属于宗教法的范畴。那么,它们是否对法产生过影响?首先应搞清以下两个问题。

一部分学者们认为,为圣前,没有遵循过任何宗教法。如果他遵循或使用过,应该能从其圣训和门弟子的传述中有所发现和记录,或使用过这种法律的民族肯定会以先知的伟名名噪一时,引以为荣,或他在使用中可能会对一些条例产生不同看法,会引起史学家的关注和记载。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录。但是,也有人提出,为圣前具有许多良好的品德和行为,譬如朝觐、巡游天房、献牲、禁食自死物等等。

这些行为不可能只是理性的感悟,肯定会与某些宗教法律有关,因为这些行为与早期宗教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证明他遵循或使用过某些宗教法。其实,这些看法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信仰。法和这些早期宗教法除法的起源相同外,其信仰也基本相同,把这些宗教信仰的礼仪列入法律范畴实不可取。

对此,的法学家也各抒己见,莫衷一是。肯定者认为:早期的宗教法既然属天启的法律,如果《古兰经》没有明文废止,则应该遵循。《古兰经》曰:“……他已为你们制定正教,就是他所命令努哈的,他所启示你的,他命令易卜拉欣、穆萨和尔撒的宗教。你们应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分立门户。”这段经文所要求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其中也有命令、禁止、义务和责任。又曰:“我确已降示《讨拉提》,其中有向导和光明,归服的先知们,曾依它替犹太教徒进行判决……”是先知之一,不可能不遵守这些法律。

《古兰经》“以命抵命”的法律明文与宗教法的内容相同,法学家依此制定了有关法的惩罚律例。如果说宗教法不适用于,以此为根据显然是不正确的,这就肯定了遵循宗教法对也是一种义务。“谁要是遗忘或睡觉而延误了礼拜,醒后可以还补”的圣训,是源自《古兰经》中启示穆萨“你应当崇拜我,当为纪念我而谨守拜功”的经文的。这足以证明遵循了早期的宗教法,否则不会用此段圣训作为补拜的规定。

在没有得到《古兰经》的明文前,有时赞同其他宗教人士的观点,而他们的观点肯定具有宗教法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依据。另外一些法学家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为圣后,他和门弟子们没有遵循和使用过宗教法。依据是:曾任命穆阿兹为也门的法官。临行前,他问穆阿兹到了也门如何断案,穆阿兹回答说:首先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明文,如果在经训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可用创制方法解决。先知听后高兴地肯定了他的做法,并没有要求他采用早期的宗教法。如果先知使用过宗教法,定会要求穆阿兹参照执行。

《古兰经》指出:“我已为你们中的每一个民族制定一种教律和法程。”这就要求每个民族应该遵循各自的法律,并没有要求各民族互换遵循,或是后来的民族应遵循先前民族的法律。如果与其门弟子使用过宗教法,那么,他们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或是他们之后的法学家会有这方面的研究和记载,但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佐证。由于宗教法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包容所有民族的法律问题,也不可能与法的形式、范围等同。即便和其门弟子采纳了宗教法的内容,或听取了其他宗教人士的意见的话,则证明它是被法所肯定的,而不是被废止的。

综上所述,就法与宗教法的关系,法学家在总结各种观点的基础上,作了具体分析,得出一般结论:首先,两种法律具有共同的渊源,法的制定者是,并非是个人或组织,历代的先知和使者的职责,只是向人们传达赋予他们的法律;其次,两种法律具有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旨在统一人们的信仰,规范人们的行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再次,法产生后,整体上废止了所有先前的宗教法,法律例是基于经训的明文或精神而存在的,并非吸收了先前宗教法的内容。

因此,法对先前宗教法的基本态度是:宗教法为其民族制定的某项法规,《古兰经》或圣训同样提到了,如斋戒,法必须承认它;宗教法为其民族制定的某项法规,《古兰经》或圣训明确废止了,法学家一致认为,它不能作为法的根据;宗教法为其民族制定的某些法规,而《古兰经》或圣训没有提及,法学家一致认为,它不能适用于;宗教法为其民族制定的某项法规,《古兰经》或圣训同样提到了,但是难以从经训的字里行间看出,此项法规是否对长期适用,对此法学家的观点不尽相同,各执一端。实际上,以上关于为圣后是否遵循过先前宗教法的争论,也是围绕这些方面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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